秦元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战略全局出发，提出并形成了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背景下，“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提出，有其深刻的理论依据和来源，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实践论、政党观和法治观在中国当前社会的现实体现和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科学化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最新成果，“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能否顺利开启和推进，将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能力的重要检验。 

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现阶段的最新发展成果 

发展理念让马克思主义永葆生命力。针对对马克思主义理解曾出现的教条主义倾向问题，恩格斯就曾进行了严厉驳斥。恩格斯多次强调他与马克思的理论是不断发展着的，而不是一经形成就永不改变、永不发展的、死板僵硬的教条理论。譬如在致美国社会主义者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的信中，恩格斯多次指出：“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对包含着一连串互相衔接的阶段的发展过程的阐明。”这充分说明，在恩格斯看来，任何理论包括他和马克思的研究理论在内，都是随着时代发展的某一特定社会发展阶段的产物，都与当时所处的社会发展实践紧密结合，打着强烈的时代烙印，但在指引着当时社会发展方向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有着当时的社会发展局限性。所以，恩格斯进一步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即，要克服教条主义的局限性，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解教条化固定化，而是与社会实践不断融合、互相促进、共同发展。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如此强大生命力的重要原因也正是在于它的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灵魂和体系架构具有强大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总是能根据不同时代和实践的变化要求、社会的发展特征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因此，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进程中，先后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大理论成果，其中，毛泽东思想是由毛泽东思想独立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由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构成，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是其新的组成部分。在现阶段，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贯穿在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和部署中的一条主线，“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提出，既是中国共产党人顺应中国发展实际，把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同当代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现阶段的最新发展成果，展现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其中深刻地包含着马克思主义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 

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在中国不断深化的结果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法的最终确定，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积极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持续对中国发展实践深化研究的过程。“小康社会”这个概念最早是由邓小平同志在1979年12月6日和日本首相大平正芳的谈话中首次提出的，当时邓小平同志的出发点是探索如何实现“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在他看来，这个小康社会就“叫做中国式的现代化。”可以说，处于当时的拨乱反正背景下，邓小平同志开拓性地提出这个概念，是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旗帜性的指引作用，虽然受限于当时的条件和社会发展客观现实，只能模糊地提出这么一个口号式的概念。但随着这些年中国社会各方面的迅速发展，中国共产党人对“小康社会”的认识越来越深刻，对该概念所包含的内容和要求的理解越来越清晰。这直接就体现为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一系列治国理政纲领性要求，譬如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并把三大文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同三大建设(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联系起来，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科学内涵；党的十七大报告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拓展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并第一次提出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因此，在党的十六大、十七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取得重大进展的背景下，党中央认为我国国情内涵发生了新的变化，“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定性阶段”。党的十八大正式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并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环境五个方面界定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具体内容。所以，从历史发展的纵向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是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相结合过程中，从过去到现在，历经党的数代领导集体，认识论不断深化的结果；从社会发展的横向比较来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放置于中国综合国情的大背景中进行考察和认识，认识论不断丰富的结果。 

三、“全面深化改革”的坚持是马克思实践论在中国的必然实现和要求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不是僵化不前的，而是不断变革的。变革的依据和来源是什么，是实践的需求，是实践中产生的各种各样问题，马克思认为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关键是要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时代的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况的最实际的呼声。所以，只有对实践中的各种发展所引发的问题怀有强烈的忧患意识，才能以问题为导向去解决问题，去解决一切阻碍社会发展的因素，而解决问题的重要手段就是改革！改革是中国特色制度模式所具有的优势之根基，改革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最重要表现形式，改革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永葆青春的动力源泉。因此，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认为，要完成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各项战略目标和工作部署，必须通过全面深化改革，着力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以此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习近平同志更是指出，“全面深化改革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部署，不是某个领域某个方面的单项改革”。“党的十八大统一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强调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四、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是马克思主义法治观在中国的具体实践 

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巴古宁的法律虚无主义的同时，提出共产主义过渡阶段仍然需要法律的思想，并对实行社会主义法治的必要性进行了论述，恩格斯指出：“所有通过革命取得政权的政党或阶级，就其本性来说，都要求有革命创造新的法治基础得到绝对地承认，并被奉为神圣的东西。”从这个论述可看出，恩格斯把法治作为巩固政权、维护国家和社会安定的首要手段，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法治是社会生活中经济组织、经济改造和文化教育、组织社会生产的需要。由于马恩所处的时代尚是全世界法治都处于发展雏形的年代，马恩对法治的认识自然也有其历史和时代的局限性，但他们已非常难得可贵的认识到法治的重要性和现实意义。在马恩法律观的指引下，邓小平同志总结我国法制建设的经验教训时，深刻指出：“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直至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提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管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在之后召开的九届人大上，“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入宪法。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依法治国的主要任务，明确提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因此，“全面依法治国”不仅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党的领导更重要的是对权力进行有效规范和制约，为实现党的领导、政府履行职能、充分维护人民的基本权利提供了强制性的制度保障。 

五、坚持“从严治党”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党理论在中国的现实要求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这一论断揭示了先进性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属性，正是先进性使马克思主义政党成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从共产党的产生来源和根本属性来看，保持先进性是共产党员的毕生追求。而要始终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最现实的要求莫过于从严管党、从严治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我们也清楚地看到随着党的历史地位、执政环境、社会经济生活发生的变化，党面临着多重的考验，有执政能力的考验、有理想信念的考验、有经济冲击的考验、有物质腐蚀的考验、还有全球化的考验等等，而这些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所以胡锦涛同志也指出了当前执政党面临的四大危险：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因此，增强抵御风险能力，是党巩固执政地位、实现执政使命必须解决好的重大课题。 

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就共产党与国家社会的关系，进一步论述了共产党的重要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而从另外一层要求来说，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居领导核心地位。“在中国背景下的国家治理，不仅是政府行为，更是政党行为，这使得中国共产党的自身优化成为决定中国国家治理内容、方式、目标的核心问题之一，也就是说从作为政治系统的中国共产党自身中找到加强和创新中国国家治理的问题和突破口。”因此，一句话概括之，就是“党坚强有力，党同人民保持血肉联系，国家就繁荣稳定，人民就幸福安康”。“全面从严治党”既是党自身建设的需要，更是党带领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 

（作者系重庆大学宪法行政法博士研究生在读、柳州市委党校基础理论教研室主任） 

责任编辑：覃杰军